党锢之祸的影响是什么,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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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锢之祸影响及后果

东汉桓帝、灵帝时,士大夫、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,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。事件因宦官以"党人"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。前后共发生过两次。党 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,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,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,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。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,他们颠倒是非,混淆黑白,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。当时,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: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,当选品德高尚 的竟不供养父母,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,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鼠。在外戚、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,社会危机日益加深,东汉王朝濒临危境,一些有 识之士深为忧虑。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,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,对不畏权势、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 扬,士人阶层逐渐形成"清议"之风--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、参与政治的热情。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,一批不畏强 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,李膺、陈蕃、王畅等"党人"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他们评议朝政、褒贬人物,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,希 望免受恶评,州郡都有官学,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,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。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,都遭到猛烈的攻击。桓帝初 年,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,把他的兄弟、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,绳之以法。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,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 扑,官僚士大夫、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,并最终酿成"党锢之祸"。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公元166年,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 士,与宦官往来密切,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。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,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。李膺得知后,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。这时,政府果 然下大赦令,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,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,作恶多端,李膺便不顾赦令,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,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,并进行疯狂报复。桓帝遂指 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,下狱治罪,受到百般折磨,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。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。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,他拒绝审理 李膺等人,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,因而被罢免。与此同时,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,但反对迫害党人,并以辞职相威胁,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 的斗争。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,但社会地位极低,精神上更是浑感自卑。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,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。因此,当李 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,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,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,桓帝被迫赦免党人,但规定禁锢终身,不许再做官。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,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,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,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。像窦武那样的贵族,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。 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,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,有"三君""八俊""八顾""八友"等。这些人互相激励,反抗宦官的呼 声再度高涨。公元168年,桓帝死,灵帝即位。窦太后临朝,窦武掌朝政,窦武与陈蕃、李膺等人合谋,欲除宦官之祸,不幸事泄。宦官杀窦武、陈蕃,宦官权力 达到了最高峰。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倚仗权势,横行乡里,残害百姓。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,要求处置侯览。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 私,并且无限上纲上线,扩大打击面。灵帝依靠宦官,再次大兴党狱,李膺、杜密、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,禁锢六七百人。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 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,唯有张俭巧妙地躲过了宦官的追捕。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,这次党锢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,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。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,直到黄巾起义爆发。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,有些暗中投降,愿做内应,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,准备退让。汉灵 帝很孤独,质问宦官们:"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,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,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,其实该杀的是你们。"于是,汉灵帝下诏解除 党锢。但是,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,致使朝政腐败,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。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。饱受宦官高压的士 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,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,纷纷组织武装,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。

东汉桓、灵二帝之前,宦官、外戚虽然专权,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,士大夫、豪强等心向朝廷,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,即《后汉书》中所说的“汉世乱而不亡,百余年间,数公之力也”。但两次党锢之祸后,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,宦官更加为所欲为,残害百姓,因而激起民变,酿成黄巾之乱。士大夫、豪强离心,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,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。

这种风气,被称为“清议”。太学生的活动,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、士人的支持,官僚们也借助太学生的力量,以反对宦官。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,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,结为朋党,图谋不轨,准备严厉打击压制。于是,造成了前后两次“党锢之祸”。

历史评价

范晔《后汉书》:“逮桓、灵之间,主荒政缪,国命委于阉寺,士子羞与为伍,故匹夫抗愤,处士横议,遂乃激扬名声,互相题拂,品核公卿,裁量执政,鲠直之风,于斯行矣。夫上好则下必甚,桥枉故直必过,其理然矣。若范滂、张俭之徒,清心忌恶,终陷党议,不其然乎?” “赞曰:渭以泾浊,玉以砾贞。物性既区,嗜恶从形。兰莸无并,销长相倾。徒恨芳膏,煎灼灯明。 ”

和帝以后,东汉的政治舞台上,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。桓帝即位后,借用宦官之力,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诛灭。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30年之久。这些宦官,广树党羽,到处安插亲信,“兄弟姻戚,皆案州临郡”,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,虐害士民,被形容为“与盗贼无异”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,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,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。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,影响到他们的禄位,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,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。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,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,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,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,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。为了自身的利禄,也为了拯救阶级统治的危机,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。

当时,在首都洛阳的太学,有太学生3万人,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。太学生们以郭泰、贾彪为首,利用太学,“品裹公卿,裁量执政”,讨论政治,抨击宦官,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。

东汉后期,有一批官僚、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,被罢官禁锢,甚至株连杀害。历史上称为“党锢之祸”。

吕思勉版《中国通史》:“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,都是好名的,都是好交结的。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,士人好奔走的习惯,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,在第七章中,业经说过了。当时的宦官,多有子弟亲戚,或在外面做官暴虐,或则居乡恃势骄横。用法律裁制,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,正是立名的好机会。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。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,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,互相结托。京城里的大学,游学者众多,而且和政治接近,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。结党以营谋进身,牵引同类,淆乱是非,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。当时的士大夫,自不免有此嫌疑。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,则一网可以打尽,这是多么便利,多么痛快的事!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,劝桓帝加以禁锢,后因后父窦武进言,方才把他们赦免。167年,桓帝崩,无子,窦后和武定策禁中,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。太后临朝。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,有恩于窦氏的陈蕃,做了太傅,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。谋诛弄权的宦官,反为所害。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。灵帝年长,不徒不知整顿,反更崇信宦官,听其把持朝政,浊乱四海。而又一味聚敛奢侈。此时乱源本已潜伏,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,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。”
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:“天下有道,君子扬于王庭,以正小人之罪,而莫敢不服;天下无道,君子囊括不言,以避小人之祸,而犹或不免。党人生昏乱之世,不在其位,四海横流,而欲以口舌救之,臧否人物,激浊扬清,撩虺蛇之头,践虎狼之属,以至身被淫刑,祸及朋友,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,不亦悲乎! 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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